内容摘要：作者：胡宏伟 关于共同富裕，鲁冠球一生做过什么？他是怎么想的？能给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们怎样的启示？作者 |胡宏伟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著名财经作家5年前的今天，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辞世。作为我个人心目中

作者：胡宏伟 

关于共同富裕，商的实践世周鲁冠球一生做过什么？共同他是怎么想的？能给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们怎样的启示？

作者 |胡宏伟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著名财经作家

5年前的富裕今天，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辞世。启示球作为我个人心目中真正的鲁冠浙商第一人，老鲁的年纪念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5年间，商的实践世周发生了太多的共同事。我们欣喜，富裕我们期待，启示球我们也有焦虑与不安。鲁冠

去年，年纪念我撰写出版了《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商的实践世周改革者、共同企业家的富裕成长史》；同一年，浙江被确立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的全国第一个示范区。这年6月，在浙商总会的一次论坛上，我做了“共富理念与企业家方位”的主题演讲。当晚，夜已深，一位参会浙商微信中问：“我数十年勤劳致富，我们民营企业家对共同富裕是否真的要承担道义责任？”

我知道，这也是许多民营企业家的疑问。

在《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一书的封面，有一行醒目的大字——“共同富裕的践行者”。书的后记的标题则是：“生命的意义在于你值得被仰望”。

那么，关于共同富裕，鲁冠球一生做过什么？他是怎么想的？能给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们怎样的启示？老鲁的生命的意义为什么值得我们仰望？

公司年销售额早就超了千亿，但大老板鲁冠球依然在1986年修建的第一代办公楼里上班。“今天我们节约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支配钱，更有意义地使用钱。”

在我的视野所及，鲁冠球应该是连续创业周期最长的中国企业家。他的第一次创业始于1962年，与村民合伙开办粮食加工厂。至2017年10月辞世，跨越半个世纪。以企业创业起始为参照坐标，吴仁宝，1968年；徐文荣、冯根生，1975年；柳传志、张瑞敏，1984年；任正非、宗庆后，1987年。

鲁冠球出名也很早。1985年10月，他被当年发行量高达500万份的“中华第一刊”新华社《半月谈》杂志评选为年度“全国十大新闻人物”，自此，“鲁冠球”成为了与中国改革开放史交相辉映的滚烫的名字和常青树。

鲁冠球的出名一开始就和“共同富裕”紧密相连。某种意义上，鲁冠球是浙商第一人，同样是浙商共同富裕第一人：1984年1月，作为全国第一个实行个人风险承包的乡镇企业厂长，鲁冠球将上年8.7万元的承包奖金捐献给了企业。截至1985年的首轮三年承包期间，鲁冠球应得承包奖金共计44.9万元，几乎全部奉献给了企业集体以及捐建学校。在“万元户”等于富豪的1980年代，这是一笔天文数字。1986年春，只有两年党龄的鲁冠球走上杭州人民大会堂的讲台，给全市机关党员干部讲授党课，演讲稿的标题是“通往共产主义的路就在脚下”。时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在一次听取浙江省委的整党工作汇报时，对鲁冠球的事迹高度重视，“我建议推荐一下鲁冠球事迹，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合乎党所号召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同时，鲁冠球“带领群众致富， 时刻不忘自己是为共产主义忘我劳动”。

创造财富以及实现财富的社会性均衡化，不仅是中国使命，也同样是世界命题。国家外交部1986年曾组织美国、前苏联、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37家通讯社的43名记者前来联合采访。他们共同的新闻兴奋点在于，鲁冠球作为有着强烈的摆脱贫困欲望的农民企业家，为什么要拒绝金钱？法新社记者事后播发的新闻标题是：《一位对共产党的哲学作出新解释的中国厂长》。鲁冠球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就会出现紧张关系。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们看到我比他们拿的多得多，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

在万向，最著名也最激动人心的一句口号是——“奋斗十年添个零”。1999年7月8日，万向集团创建30周年大会，董事局主席鲁冠球的大会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这句口号。他告诉全体万向人：“70年代，我们实现了企业日创利润1万元，有了年收入1万元的员工；80年代，我们实现了企业日创利润10万元，有了年收入10万元的员工；90年代，我们实现了企业日创利润100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超过了100万元。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奋斗十年再添一个零’，也就是到2009年，实现企业日创利润1000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超过1000万元！”

对一家企业来说，员工不能仅仅是被雇佣者，更应该是与企业共同成长和进步的分享者。从来反对所谓“狼性文化”的万向始终笃信——“让员工快乐，是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袭来，大洋彼岸的万向集团订单巨减，寒意刺骨。这一年，完成利税30.68亿元，比上年下降18%，这对创建以来连续150多个季度没有出现过亏损的万向集团是第一次。危机深不见底，然而鲁冠球首先想到的是2.2万名员工怎么办？“我搞了40多年企业，危机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严重过。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裁员、不减薪、不降福利。”鲁冠球的态度异常坚定，“只要企业还在运转，就绝不抛弃一名员工！”

鲁冠球辞世后，万向集团极为低调地设立了“鲁冠球精神展陈馆”。在展陈馆的A区和B区的连接处，百米长廊两侧是创业50年来万向员工的荣誉墙，包括工龄长达30年甚至40年的劳动模范、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5000个名字宛如一条默默流淌的历史的长河。这条长河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从铁匠铺出发，万向为什么能够穿越无数次风雨和无数次跌宕周期，一路前行，走过半个世纪。

数十载创业，无疑，鲁冠球已经很有钱，但他心里清楚金钱的真正价值：公司产品已经更新了无数代，但创始人鲁冠球依然住在1983年修建的第一代农家小楼；公司年销售额早就超了千亿，但大老板鲁冠球依然在1986年修建的第一代办公楼里上班。“今天我们节约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支配钱，更有意义地使用钱。”2008年，万向正式启动了“四个一万工程”，即资助一万名孤儿健康成长、一万名孤寡老人安享晚年、一万名残疾儿童自食其力、一万名特困学生完成学业。截至鲁冠球辞世，万向集团累积用于各类公益慈善的支出已超过12亿元，慈善项目遍及全国逾20个省区、200多个县，先后3次荣获中华慈善奖。

2019年5月，《2019胡润慈善榜》发布，万向集团接班人鲁伟鼎以49.6亿元捐赠额首次成为中国首善。鲁伟鼎此举源于上年6月，他为纪念父亲鲁冠球“并且遵循鲁冠球的情怀境意”而设立的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慈善信托——“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并将其持有的万向三农集团全部股权无偿授予此基金。基金宪章清晰阐明，设立基金的宗旨是“让农村发展、让农业现代化、让农民富裕”。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设立后，由鲁伟鼎担任基金董事长，而时年17岁的鲁伟鼎之子鲁泽普担任基金首任监察人。这应该是鲁氏家族第三代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有媒体评点，“第三代崭露头角从家族慈善事业开始，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鲁氏家族精神的传承和慈善基因的延续走在了家族财富传承的前面。”

在当下，作为社会企业家，其责任理应涵盖经营全过程对人的价值的关照，对社会伦理和商业道德的尊重，对自然环境和整个社会的贡献。

《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书名很长，也引发过争议：老鲁是企业家，为什么要把他首先定义为农民？

出生于杭州萧山童家塘乡间的鲁冠球的确是农民的儿子，但他最初创业的原始冲动就是不当农民。“自己今后想干什么我很清楚——不种地。我觉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

儿时对家人、对乡亲、对农民兄弟穷极潦倒的耳闻目睹，推动着鲁冠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创业。鲁冠球的早期创业之路异常崎岖，甚至不得不卖了祖屋还债，但也让他看到了个人摆脱贫困的一线光亮——到1969年正式创建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时，“我已经骑上了158块钱的永久牌自行车，戴着120块的上海牌手表，家里听的是48块一台的红灯牌收音机，在宁围信用社有110块钱的存款，当时也算是大户了。”

虽然，很多年后鲁冠球以企业家的卓越成就享誉海内外，但他总是执拗地强调自己是“中国农民企业家”，他对农民和乡村有极为浓烈的情结。这份浓烈情结的最深处，源于农民千百年来一直是——相当意义上今天还是——中国最贫穷、最卑微、最弱小的社会“大多数”。

“一定要周围都好，你的企业才会好，农民都富裕起来了，你的富裕才会持久。”鲁冠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过去地主被打倒？他是少数人。”

曾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践行共同富裕是一种美德，那么，现在和今后将是必须。鲁冠球对财富创造与分享的深刻认知，既是对这个不均衡的现实世界的洞察，亦基于其终身学习，自律、自省、自悟，以及开眼看世界的宽阔胸怀，继而抵达自我进化的精神世界。

生前，我向鲁冠球求教企业家修炼的最高境界是什么？老鲁答曰——是对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磨练与不断克制，并使之成为一种人的意识深处的习惯与自然。在共同富裕语境下，这一“对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磨练与不断克制”，必定折射于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利益考量。

企业家因利而生，但企业家不是狭隘的利益动物。“求利之心是个人开展事业和各种活动的原动力。但这种欲望不能停留于单纯利己，要把单纯的私欲提升到追求公益的‘大欲’的层次上。”日本著名实业家、哲学家稻盛和夫坚信，“这种利他的精神最终仍会惠及自己，扩大自己的利益。”

鲁冠球无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正如鲁冠球的女婿、万向美国公司总经理倪频所言，“鲁主席有大的梦想。梦想这个东西，和宗教信仰一样，是很可畏的。因为你很难打败有梦想的人。”鲁冠球的坚韧源于他的的梦想，而他的梦想的力量，恰是因为他的梦想超越了个体自我，及于他人，及于社会。

伴随改革开放，“企业家”重回国人视野。时代的脚步行至鲁冠球辞世的2017年，全国在册私营企业数量已达约2000万家，企业和企业家蔚为壮观。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新生的企业家群体已经真的知晓或通透了自身存在的使命与价值。

2019年8月，181家美国世界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包括亚马逊CEO贝佐斯、苹果公司CEO库克、波音公司CEO米伦伯格等企业领袖——在华盛顿召开的“商业圆桌会议”上，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宣言书》不再追随百年来被奉为圭皋的“股东至上”的公司宗旨，转而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宣言书》的发布在美国社会引发巨大反响，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认为“联合宣言重新定义了企业的目的，是一个伟大的开始”。然而，在中国企业家圈层，来自大洋彼岸关于企业目的的热烈讨论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涟漪与共鸣。如果以1980年代为新生点，中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尽管已经走过了数十年，但彼此最为关心的仍是生存问题，如何活下去以及为了活下去甚至不择手段地去赚取更多的金钱。

半个世纪前，鲁冠球同样是从个人脱贫与企业努力活下去的基点出发，但半个世纪后，他用自己一生的创业史，为“企业和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的相关性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究竟是什么”给出了足以令人仰望的答案。从鲁冠球的进化到“企业家们”的进化，我们至少可以梳理出以下两方面的逻辑与启示：

—是企业和企业家不仅有资本属性，同样有社会属性。1922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中国成功人物民意测评投票，时年70岁的南通人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张謇被“最敬仰”的理由在于，作为晚清“状元实业家”，他一生践行“实业救国”的主张，先后创办企业20多家，并用企业利润参与兴建了包括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在内的370余所学校。胡适评价张謇，“他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100年过去了，张謇依然被人们传颂，被人们怀念。企业是盈利之私器，更是推动社会进步之公器，承担着不可推卸之社会责任。这样的理念和基因，由张謇至鲁冠球，赓续传承。在当下，作为社会企业家，其责任理应涵盖经营全过程对人的价值的关照，对社会伦理和商业道德的尊重，对自然环境和整个社会的贡献。

二是作为“先富起来”的有产者，民营企业家群体如何与包括弱势阶层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鱼水共融。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40余年就是中国人从无产走向有产的伟大历程，企业家无疑是其间最具奋斗精神的领跑者和最大的受益群体。在财富创造、累积、分配的过程中，尤其是当快速扩张的财富增量时代转换为低速新常态的财富存量时代，怎样在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基础之上增进社会各阶层的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冠球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财富，企业家必须直面两大命题：一是财富从哪里来——诚信是天，企业提供公共产品，要为消费者负责、为社会负责，赚健康的钱、正派的钱；二是财富用到哪里去——责任为重，要从“利润至上”回归“社会至上”，推动财富创造走向泽被最广大社会阶层的共同富裕。

如果没有对民营企业产权的坚定守护，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持久张扬，就没有共同富裕。今天，我们真正缺乏的，是对法制化、市场化的公平竞争的坚持，而不是对富者的仇视。

今年2月，我参加了在鲁冠球精神展陈馆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主题是——新时代坐标下，鲁冠球精神、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的内在逻辑。

座谈中，我阐述了我的两点判断：一，劳模精神是鲁冠球精神的底色与基石。鲁冠球是企业家、改革者、思想者，但他首先是劳动者；二，劳模精神的时代意义。劳动创造财富，优秀企业家就是优秀劳动者——劳模，只是劳动的含义与方式更富有时代特征。企业家决不是劳动者的对立面，这是全社会对企业家群体应有的正确认知，同样是时代对企业家群体的基本要求。

企业家与劳动者是什么关系？有产者与底层民众是什么关系？民营企业家群体与共同富裕是什么关系？多元、错综、混沌、暧昧、摇摆，但已然成为我们无可回避、必须说清楚的时代命题。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理想与时代方向。理想的实现，取决于我们怎么做，但首先决定于我们能否达成广泛的共识，在政府、民营企业家、社会民众之间凝聚最大的默契与公约数。尤其在当下，共识比行动更急迫。

有产者与底层民众是什么关系？民营企业家群体与共同富裕是什么关系？我们以浙商为例：

—是“经济”就是共富经济。今年8月，浙江省委“中国这十年·浙江”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数据显示，浙江共有市场主体906万户，以目前全省常住人口6400万计，每7个浙江人就有一个老板，人均市场主体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如果累加走出浙江、游走全国的800万以上的浙商，浙江籍创业者逾一千万。依目前全省户籍人口5000万计，每5个浙江人至少就有一个老板。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蚂蚁雄兵，人数与人口占比极为庞大的奋斗者群体，勾勒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颇为独特的浙江“老百姓经济”画卷，“老百姓经济”从本质上就是共富经济。

二是“四千精神”奠基共同富裕。“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口口相传、极具草根色彩的“四千精神”，是对浙商精神最传神的刻画。无疑，“四千精神”的大白话就是肯吃苦的精神，是穷人的奋斗精神。第一代浙商大多崛起于经济相对落后的浙江中南部山区，80%是农民，8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们最原始的仅仅是为了让家人不再挨饿，让自己的后代有可能远离苦难。人数众多且普遍贫寒，从贫困出发的绝地反击，为他们打开的是一个遍地是老板、群体普遍富裕的。

基于此，对上述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我们的答案可以说得很清楚：正是与改革相伴而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勃发的“老百姓经济”。在浙江，基于法治化、契约化理念与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每一位曾经穷愁潦倒的底层民众提供了开放公正的均等化的创业起跑线，让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组合成为可能。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分，浙江式“好的”市场经济的丰富实践，搭就的是以全民性公平竞争为核心底色的无限宽阔的创业舞台，这一全民性公平竞争的发展逻辑，从一开始就为共同富裕奠定了良性的体制基石。

根植于“老百姓经济”的丰厚土壤，2021年，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7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的基础上，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值降至1.94，成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最小的省份。中国第一个共同富裕示范区花落浙江亦成为必然。

在浙江改革开放44年的大历史轴上审视，民营企业家群体和底层民众是从同一个原点出发、星夜兼程的同路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同行者与最大的底气。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对民营企业产权的坚定守护，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持久张扬，就没有共同富裕。今天，我们真正缺乏的，是对法制化、市场化的公平竞争的坚持，而不是对富者的仇视。

要不要共同富裕？如何共同富裕？鲁冠球有着敏锐的洞察和辩证的思考。2003年春，北京两会召开，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鲁冠球郑重提交了《关于正视当前经济社会中“仇富”、“嫌贫”现象的建议》。 

字里行间，鲁冠球不无几分忧虑。他认为，“仇富”与“嫌贫”是一对孪生的癌细胞，如不及时根除，势必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仇富”、“嫌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两种极端的民心、民情。对这种极端的情绪不加以化解和诱导，往往会构成一些破坏性的社会心态，产生叛逆、敌对、暴力等一系列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行为，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重大危害。鲁冠球为此提出了三点建议：

—、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使公有制财富创造者和持有者以外的公民，不论财富大小，都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同时，加大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普法宣传力度，形成一种社会共识。

二、强化和重视公众舆论与媒体对“仇富”、“嫌贫”两种社会情绪的引导，避免矛盾激化，调和社会冲突，倡导以富帮贫、扶贫的社会风气。

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适时开展一场思想领域的精神文明教育，使“仇富”者找不到社会的共鸣点，“嫌贫”者找不到社会的生存点。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2022年1月，在2021年度风云浙商颁奖仪式上，宗庆后、南存辉等浙商与浙江山区26县代表共同开启“一起跨越 奋进共富路”特别助力行动，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先秦以降，对大同社会、共同富裕的孜孜以求绵延不绝，后顾前瞻，道阻且长。实践之，关乎法治、契约、信诺、制度，关乎在均衡中包容不均衡的政治智慧，以及能否构建从利己抵达利他主义彼岸的精神世界现代化的人心。

对此，我们必须消弭的是焦虑，必须持有的是耐心。

*原标题：《五周年祭 | 鲁冠球启示：民营企业家群体与共同富裕是什么关系》